紅樓夢寶玉蔡義江:曹家抄家時,曹雪芹4歲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最優良的作品,是長久殘暴的中華文化的出色代表,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也是我們巨大的中華民族的自豪。(蕎麥按,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展會議上,毛澤東談中國和外國關系時提到:“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侮。工農業不發達,科學程度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長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以外,很多處所不如人家,自豪不起來。”)

《紅樓夢》故事被作者曹雪芹隱去的時期,其實就是他祖輩、父輩和他自己生涯的時期,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這是我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大清帝國的鼎盛時代,然而,在國力強盛、物資豐盛的“太平盛世”的表象背后,階級奮斗和政治奮斗在加劇,各種隱伏著的社會抵觸和深入危機正在逐漸顯露出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本已日益腐敗,封建倫理道德的虛假、敗壞,政治風云的動蕩、變幻,統治階層內部各政治團體、家族及其成員間興衰榮辱的敏捷轉遞,以及人們對現存秩序的深入猜忌、掃興等等,都闡明封建主義的上層建筑也在產生搖動,正逐漸趨向瓦解。這些都是具有典范性的時期征兆。作為文學家的曹雪芹是巨大的,他以無可比較的傳神文筆,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封建末世社會有主要時期特點的、極其活潑而真實的歷史畫卷。

曹雪芹(1724—1764),名霑,他的字號有雪芹、芹圃、芹溪、夢阮等。他的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遼寧省,有人認為在鐵嶺西南郊腰堡、大沉河村一帶,在努爾哈赤的后金兵掠地時,淪為滿州貴族旗下的奴隸,并扈從入關。清開國時,曹氏歸屬正白旗,為內務府包衣(意即皇室之家奴),漸與皇家樹立特別親近的關系,曾祖曹璽之妻孫氏當過康熙保母,后被康熙封為一品太夫人;祖父曹寅文學修養很高,是康熙的心腹;父輩曹颙、曹頫相繼任襲父職,三代四人前后共做了58年的江寧(今南京市)織造。康熙每次南巡,都以江寧織造署為行宮,曹寅曾親自主持接駕四次。所以曹家在江南是個位置十分顯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雍正即位后,曹家遭冷落,曹頫時受叱責。雍正五年末、六年(1728)初,因“織造差員勒索驛站”及虧空公款,下旨抄家,曹頫被“枷號”,曹寅遺孀與小輩等家口遷回北京,靠發還的崇文門外蒜市口少量房屋度日。曹家從此敗落。其時,曹雪芹尚在幼年。

此后,在他成長的歲月中,家人親友定會常繪聲繪色地講述曹家昔日的盛況,不時激起他無比活潑的想象力,令他時時神游秦淮河畔老家失去了的樂園。此外,當時統治團體由玉堂金馬到陋室蓬窗的升沉變遷,曹雪芹所見所聞必定也多,“辛勞才人用意搜”,他把普遍搜羅所得的素材,聯合自家榮枯的深切感受,加以醞釀,便發生了強烈的創作激動,一部刻畫風月繁榮的官僚大家庭到頭來恰似一場幻夢般幻滅的長篇小說構思就逐漸形成了。

《紅樓夢》創作開端時,雪芹年未二十。他前后花了十年時光,經五次增刪修正,在他三十歲之前,全書除有少數章回未分定,因而個別回目也須重擬斷定,以及有幾處尚缺詩待補外,正文部份已基礎草成(末回叫“警幻情榜”),書稿促交付其親友脂硯齋等人加批謄清。最后有十年左右時光,雪芹是在北京西郊某山村渡過的。不知是交通不便還是另有原因,他似乎與脂硯齋等人極少接觸,也沒有再去做書稿的掃尾工作,甚至沒有跡象表明他審讀、校訂過已謄抄出來的那部份書稿,也許是迫于生計只好暫時輟筆先作“稻粱謀”吧。其友人敦誠曾寫詩對他規勸,盼望他雖僻居山村,仍能持續像從前那樣寫書:“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寄懷曹雪芹》)

不幸的事產生了:《紅樓夢》書稿在加批并陸續謄清進程中,有一些親友爭相借閱,先睹為快,成果八十回后有“衛若蘭射圃”、“獄神廟慰寶玉”、“花襲人有始有終”、“懸崖放手”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這五、六稿據脂批提到的內容看,并非連著的,有的較早,有的很遲,其中也有是緊接八十回的(當是“衛若蘭射圃”文字)。這樣,能謄抄出來的就只能止于八十回了。“迷失”不同于焚毀,它是一個難以斷定的、逐漸失去找回可能性的漫長進程。也許在很長時光內,脂硯齋等人并未明白告知雪芹這一情形,即使他后來知道,也會抱著很可能失而復得的僥幸心理,否則他在余年內又何難補作。時間倏爾,禍福無常,窮居西山的雪芹的唯一愛子不幸痘殤,“因感傷成疾”,“一病無醫”,連綿“數月”,才“四十年華”的巨大天才,竟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1764年2月2日后)與世長辭,《紅樓夢》遂成殘稿。尚未抄出的八十回后殘留手稿原應保留于另一位親友畸笏叟之手,但個人珍藏又哪能經受得起歷史長河的無情淘汰,終于也隨這位未明身份的老人一起消散了。曹雪芹逝世后不到三十年,程偉元、高鶚收拾補足并刊刻付印了由不著名者續寫了后四十回的《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從此,小說才得以“完全”面目浮現于世。

《紅樓夢》版本也就因此分為兩大類:一是至多存八十回、大都帶有脂評的抄本,簡稱脂本;一是一百二十回、經程、高收拾過的刻本,簡稱程高本或程本。我們見到影印出版的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戚蓼生序本石頭記》等均屬脂本,排印出版的如《三家評本紅樓夢》、《八家評批紅樓夢》等均屬程本,近人校注的《紅樓夢》選脂擇程作為原本的都有。與程原形比擬,脂本的長處在于被后人修改處相對少些,較接近原作面孔,所帶脂評有不少是懂得《紅樓夢》和曹雪芹的主要原始材料,欠缺是只有八十回,有的僅殘存幾回、十幾回,有顯明抄錯或語言文白不一或所述前后未一致的處所,特殊是與后四十回續書合在一起,有較顯明的抵觸抵牾。程本的利益是全書有始有終,前后文字已較少抵觸抵牾,語言也流利些,便于一般讀者瀏覽,毛病是修改原作較大,有的是任意妄改,有的則為適應續書情節而轉變了作者的原意。

《紅樓夢》得以普及,將續作合在一起的程本功績不少,但也因此對讀者起了影響極大的誤導作用。續書讓黛玉逝世去、寶玉出家,能堅持小說的悲劇結局是相當難得的,但悲劇被縮小了,減輕了,性質也在必定水平上轉變了。曹雪芹本來寫的是一個富貴榮華的大家庭因獲罪被抄家,終至一敗涂地、子孫流散、繁榮成空的大悲劇。組成這大悲劇的還有眾多人物各自的悲劇,而寶黛悲劇只是其中之一,雖則是極主要的。全部故事結局就像第五回《紅樓夢曲·收尾·飛鳥各投林》中所寫的那樣:食盡鳥飛,唯馀白地。至于描述封建包辦婚姻所造成的悲劇,在原作中也是有的:由于擇婿和擇媳非人,“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貽恨”。作者的這一意圖已為脂評所指出,只是批評包辦婚姻并非全書的中心主題,也不是通過寶黛悲劇來表示的。

《紅樓夢》是在作者親見親聞、親身閱歷和自己最熟習的、感受最深切的生涯素材基本上創作的,這在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史上還是第一次。從這一點上說,它已跨入了近代小說的門坎。但它不是自傳體小說,也不是小說化了的曹氏一門的興衰史,雖則在小說中毫無疑問地融入了大批作者自身閱歷和自己家庭榮枯變更的種種可供其創作構思的素材,只是作者搜羅并加以提煉的素材的起源和范疇都要更普遍得多,其眼光和思想更是全部現實社會和人生。《紅樓夢》是現實生涯基本上最勇敢、最奇妙、最富有發明性和想象力的藝術虛構,所以它反應的現實,其涵蓋面和社會心義是極其深廣的。

賈寶玉常被人們視為作者的化身,認為曹雪芹的思想、個性和早年的閱歷便與寶玉差不多。其實,這是誤解。作者確有將全部故事透過主人公的閱歷、感受來表示的創作意圖(所以虛構了作“記”的“石頭”亦即“通靈寶玉”隨伴寶玉人世,并始終掛在他的脖子上),同時也必定在塑造這個人物形象時應用了自己的許多生涯體驗,但究竟作者并非照著自己來寫寶玉的。產生在寶玉身上的事和他的思想性情特色,也有許多基本不屬于作者。賈寶玉只是曹雪芹提煉生涯素材后勝利地發明出來的全新的藝術形象,若找人物的原型,只怕誰也對不上號,就連熟習曹家和雪芹自幼情形的硯硯齋也看不出寶玉像誰,他說:“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曾親睹者。……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第十九回脂評)可知,寶玉既非雪芹,亦非其叔叔。其他如林黛玉、薛寶釵,脂硯齋認為“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第四十二回脂評)。此話無論準確與否,也足可證明釵、黛也是非按生涯原型實寫的藝術虛構形象。

《紅樓夢》具體、過細、活潑、真實地展現了作者所處時期環境中的遼闊的生涯場景、禮儀、習俗、愛情、友情,種種喜怒哀樂,以至飲食穿著、生涯起居等等瑣事細節,無不一一畢現,這也是以前小說從未有過的。史書、筆記可以記下某些歷史人物的命運、事件的始末,卻無法再現兩個半世紀前的生涯畫面,讓我們仿佛身臨其地步領略和感受到那早已逝去的年代里所產生過的一切。《紅樓夢》的這一價值絕不應當被低估。

《紅樓夢》一出來,傳統的寫人的伎倆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壞人都壞了。作者如實描述,從無諱飾,因而每個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賈寶玉、林黛玉、史湘云、晴雯,都非十全十美;王熙鳳、賈璉、薛蟠、賈雨村也并未寫成十足的壞蛋。有人說,曹雪芹寫了四百多個人物,與莎士比亞所寫人物總數差不多。但莎翁是疏散在三十幾個劇本中寫的,而曹雪芹則將他們周密地組織在一部作品中,其中形象與個性鮮明活潑的不下幾十個。

賈寶玉這個人物形象具有特別的社會心義。他是一個傳統觀念中“行動偏僻性乖張”、“古今不肖無雙”的貴族子弟。他怕讀被當時封建統治者奉為經典的《四書》,卻對道學先生最反對讀的《西廂記》、《牡丹亭》之類書愛如珍寶;他厭惡封建知識分子的仕宦途徑,譏諷那些熱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釣譽之徒”“國賊祿鬼之流”;他譏笑道學所宣傳的“文逝世諫,武逝世戰”的所謂“大丈夫名節”是“胡鬧”;特殊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觀念,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新,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在丫鬟、僮仆、小戲子等下人面前,他從不認為自己是“主子”,別人是“奴才”,總是平等相待,給予真摯的體貼和關愛。從這個封建叛逆者的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時期的征兆:封建主義在趨向沒落,民主主義思想已逐漸萌芽。

《紅樓夢》構思巧妙、精致而周密,情節的部署、人物的言行、故事的發展都置于有機的整體構造中,沒有率意的、過剩的、游離的筆墨。小說的文字往往前后照顧,彼此關合(故脂評常愛好說“千里伏線  ”),人物的吟詠、制謎、行令甚至說話也常有“閑閑一筆,卻將后半部線索提動”(七回脂評)、帶“讖語”性質的處所。作者落筆時,總是胸中有全局、眼光貫徹始終的,所以讀來讓人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感到。這樣的構造行文,不但為我國其它古典長篇小說中所未有,即便是近代小說也不多見。

《紅樓夢》第一回以“甄士隱”“賈雨村”為回目,寓意“真事隱(去),假語存(焉)”(曹雪芹必定對人說過這一意圖,可脂硯齋將后半句錯聽成“假語村言”——這組不成短語——寫入“凡例”,后移作第一回回前評,又被傳抄者混為正文,“假語村言”開端四字遂訛傳至今)。作者想以假存真(用假的原因自有政治的、社會的、倫理道德的、文學創作的等等),實錄世情,把飽含辛酸淚水的真實感受,用“滿紙荒謬言”的情勢表達出來,其內涵和伎倆自然都很值得研討。原來,文學創作上的虛構也就是“假語”“荒謬言”,但《紅樓夢》的虛構又有其相當特別的處所,重要是兩個方面:

一是在描述都中的賈家故事外,又點出有一個在南京的甄家,兩家類似,甚至有一個處處雷同的寶玉。這樣虛構的用意有一點是顯明的,即賈(假)、甄(真)必要時可用來互補。比如曹雪芹不能在小說中明寫他祖父曹寅曾四次親自招待南巡的康熙皇帝這段光榮的家史(又不情愿埋沒),能寫的只是元春省親的虛構故事,于是就通過人物聊天,從省親說到皇帝南巡,帶出江南甄家“獨他家接駕四次”的話來,這就是以甄家點真事。故脂評于此說:“甄家正是大要害、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

另一方面也許更主要。我們說過,小說所寫不限于曹氏一家的悲歡,經過提煉、集中和升華,它的包容性更大得多。我們發明,作者還常有意識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國,借題施展,把產生在賈府中的故事的內涵擴展成為當時全部封建國度的縮影。發生這種寫法可能性的基本是,在封建時期家與國都存在著嚴厲等級區分的宗法統治,兩者十分類似,在一個勢力位置顯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中尤其如此。大觀園在當時的任何豪門私宅中是找不到的,它被放大成圓明園那樣只有皇家園林才有的范圍,這不是偶然的。試想,如果只是一般花園那樣,幾座假山、二三亭榭和一泓池水,故事又如何展開?不但寶玉每見一處景致便題對額的“乾隆遺風”式的情節無法表示,連探春治家、將園林管理采取承包制的措施來推行興利除弊的改造也沒有必要和不可能寫了。“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賜大觀名。”這兩句總題大觀園的詩,不是也可以解讀成小說所描述的是從皇家到百姓、形形色色、包羅萬象、蔚為“大觀”的情景嗎?

《紅樓夢》綜合體現了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小說的主體文字是白話,但又吸納了文言文及其它多種文體表示之所長,有時對自然景物、人物情態的描摹也從詩詞境界中泛出,給人以一種充斥詩情畫意的特別韻味和美感。小說中寫入了大批的詩、詞、曲、辭賦、歌謠、聯額、燈謎、酒令……做到了真正的“文備眾體”,且又都讓它們成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份。其中擬寫小說人物所吟詠的詩詞作品,能“按頭制帽”(茅盾語),做到詩如其人,一一合適不同人物各自的個性、修養、特色,林黛玉的風流別致、薛寶釵的雍容含蓄、史湘云的清爽灑脫,都各有自己的作風,互不相犯,這一點尤難堪得。還有些就詩歌本身看寫得或平淡、或幼稚、或愚笨、或粗鄙,但從模仿對象來說卻又是維妙維肖、極其傳神的作品,又可看出作者在小說創作上保持“追蹤躡跡”地忠誠模寫生涯的美學幻想。

《紅樓夢》寫到的東西太多了,諸如建筑、園林、服飾、器用、飲食、醫藥、禮儀典制、歲時習俗、哲理宗教、音樂美術、戲曲游藝……,無不頭頭是道,都有極其出色的描寫。這須要作者有多么淵博的知識和精深的修養啊!在這方面,曹雪芹的多才多藝是無與倫比的,也只有他這樣的巨大天才才干寫出《紅樓夢》這樣一部涉及范疇極廣的百科全書式的奇書。

蔡義江,2000年7月于北京東皇城根南街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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